发文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腐败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出一篇文章，题为《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腐败》，并通报了一系列典型案例。

　　政商“旋转门”，欧美国家比较普遍。政党轮替后人马更迭，企业高管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高官；任期结束，高官再回到私人部门，是为“旋转”。比如《》在分析拜登的白宫团队为何倾向于“军事解决外交威胁”时举的例子——

　　国务卿布林肯和情报局局长海恩斯曾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其客户包括国防承包商；国防部长奥斯汀，曾在武器制造商雷神公司董事会任职（该公司已被中国制裁）；至少有11名拜登政府的高级外交政策官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沙皇”库尔特·坎贝尔、五角大楼中国工作组负责人伊利·拉特纳在内，都曾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成员，这个中心从国防承包商获取的资金，比华盛顿其他任何智库都多。

　　《》据此得出结论：“考虑到这些背景，拜登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比美国在越战最激烈的时期还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旋转门”的存在是制度使然。药企高管去当药监局长，石油公司高管去当环保部长，华尔街富豪去当财政部长，这种事情被学者描述为“合理分肥”：那些在竞选中掏了真金白银的企业，在胜选后相应地获得职位“酬报”（往往是肥缺），由此循环。赢了当官，之后再回企业拿高薪，实在不行还能去游说公司当差——比如内布拉斯加州，16名前议员连任失败或离职后被高薪聘为大型公司的游说人员，其中不乏烟草和医疗保险等利益集团。

　　不光美国，欧洲也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欧洲观察”旋转门监测项目就指出，每到欧盟机构大换班的时候，“旋转门”现象就异常明显，很多即将离职的官员和议员心思早就不在本职工作上了，每天就琢磨如何利用自己任职时积累的资源谋取私营机构的体面职位。

　　为之袒护的人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商交流”，不同职位的人都拥有了跨领域的经验；批判这种“合法腐败”的人认为，这会导致政策偏向那些掏了钱的企业，即便他们的做法可能损害公共利益。

　　又如甘肃省白银市政协原主席郭德清，退休后到一家公司担任监事，他通过兰州市发改委、国土局的领导干部，为该公司协调商业项目有关手续，退休期间收受的钱财是其在任时违纪违法所得的2倍多。

　　企业热衷于请原来的官员担任高管，看重的就是其人脉资源、政策熟悉度等，一些官员也乐得“发挥余热”，顺便多拿点高薪。中山大学教授陈天祥曾撰文指出，这种不健康的“旋转门”存在诸多弊端，包括利益输送、不正当竞争破坏市场环境、使公共政策失败等。

　　例如，这些不法官员可能利于其身份或信息优势，在税务、金融、管制、财政支持等方面为所任职的企业或机构谋取利益，或让这些企业获得比其他企业更多的重要信息，提前进入或退出某些市场领域，以规避风险、获得“垄断租金”；企业给这些官员或离职官员提供丰厚报酬，从而助长腐败或变相腐败。

　　这类做法严重破坏市场秩序：一些企业因为与官员的非正常关系取得政策、信息等资源要素的便利条件，对其他企业当然不公平，引发企业在投机钻营方面的“竞争”。同样，企业和官员之间的这种利益关联，也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失败，官员在任时就可能为未来“铺路”，决策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比如给企业量身定做市场准入门槛、在日常监管中“通风报信”等。

　　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走访辖区内企业，对退休干部违规到企任职情况开展专项清理。图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13年，中组部下发文件，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清理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其中包括省部级高官229人次，甚至在上市公司中掀起了“去官员独董潮”。

　　2017年，中组部等四部门再次发文，细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规范，要求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其他公务员辞去公职后2年内，不得接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2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对政商“旋转门”等典型共性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年初的中央纪委全会提。